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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控的同理心》:一个人的死是悲剧,一百万人的死是数据

由于聚光灯的效应,倚靠同理心会造成理性思考下并无法认同的扭曲结果。这个现象透过一些有趣的心理实验得到印证。

上述实验室内的发现就是所谓「可辨识受害者效应」(the identifiable victim effect)。

四十年前汤玛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就曾说过:「一个六岁棕髮小女孩出面说她需要几万美元动手术才能活到圣诞节,邮局就会被涌来的捐款给淹没。但如果新闻说营业税调降以后,麻州各级医疗院所因为预算不足导致医疗品质下降,可预防的死亡案例些微上升,结果不会有多少人落泪或掏钱。」可辨识受害者效应突显了人类情感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对数字无感。倘若我们总是关注特定个体的苦痛,就会造成一个人的处境比一千人的还重要这样有悖常理的情况。

想了解我们的情感对数字多麻木,想像一下自己刚看到新闻说远方国家有两百人死于震灾。你心里有什幺感觉? 再想像一下,原来方才看走眼了,实际上死了两千人。你有感受到十倍的难过吗? 甚至,真的有更难过吗?

我很怀疑。一个人可以比一百个人还重要,因为单一个体反而能够挑动群体无法唤起的情感。据传史达林曾说过:「一个人的死是悲剧,一百万个人的死是统计。」连德蕾莎修女都曾表示:「面对大众,我不会行动;但注视着一个人,我就会行动。」由此可知在道德决策上数字的重要性立足于理智而不是情感。聚光灯特质的首要问题在于範围狭隘,再者则是只能对準自己喜欢的方向,也就是受到偏见左右。

先前提到神经科学研究已经以很多方式证实了同理心和偏见有关,与同理经验相关的脑部区块对于目标是敌是友、是自己人还是别的群体很敏感,甚至会判断对方看上去是舒服还是噁心等等其他资讯。

一如可辨识受害者效应,我们可以在实际生活中看到这样的偏见。让我们回顾近几十年内触动美国社会情绪反应的一些事件。

例如小女孩掉进水井的案例。一九四九年,加州圣玛利诺市才三岁大的凯西.菲斯克(Kathy Fiscus)摔进水井,事件轰动全国。约四十年后,一九八七年十月,媒体暱称为「洁西卡宝贝」的洁西卡.麦克卢尔(Jessica McClure)则是跌进了德州的窄井口,救援行动持续五十五小时。当时雷根总统说:「美国社会上下一心,大家都是洁西卡的教父教母。」

大规模事件也会挑起我们的情绪,只要能够在群众中看到受害者。所以我们对某些惨剧、灾害、重大犯罪的迴响特别大,比方说二〇〇四年的海啸、二〇〇五年的卡崔娜飓风、二〇一一年的艾琳飓风、二〇一二年的珊迪飓风,当然还有二〇〇一年的九一一双子星。本书开头也给过一个例子,就是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导致二十名孩童和六个成人死亡,引发全国各地悲恸与想要伸出援手的渴望。

这些事件确实严重,问题在于为什幺我们关注这些却不关注其他的悲剧? 绝对不会是客观上的重要程度排序。保罗.斯洛维奇(Paul Slovic)以娜塔莉.霍洛威(Natalee Holloway)为例,一个十八岁的美国学生前往荷属阿鲁巴岛度假时据信遭到绑架谋杀,该案占据电视新闻的时间远远超过同一时期发生在非洲达佛(Darfur)的种族屠杀事件。

他特别指出每天死于可预防疾病的人数超过卡崔娜飓风死亡人数的十倍,甚至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的人数都在十三倍以上。

很明显的,我们关注事件与否无涉受害者痛苦程度、全球重要性或者自己能出多少力,单纯反映天性的偏好和在意程度。大众特别关注婴幼儿福祉,若外观与自己相仿、来自同样社群的人就更放不下。整体而言,我们最关心与自身相似的人,包括思想、语言、容貌的相仿,若牵涉到自己或所爱之人更不在话下。

亚当.斯密在一七九〇年时已经提出同样的观点,使用的举例至今仍十分有名。他请大家假设中国所有人口都死于大地震,接着想像一个「欧洲的人道主义者」如何因应:

亚当.斯密随后以更切身的事件作为对照:

稍微修改一下亚当.斯密的譬喻,想像要遭受断指之痛的人并不是自己,而是一个很亲近的人,例如家中老幺。我想大部分人同样会夜不成眠,造成的冲击远远超过听闻远方的大量死亡。虽然羞于启齿,但我们必须坦承:比起没听过的国家出了重大变故,网路断线或不稳令我更有情绪。

不过也有例外。偶尔我们会受到远方的事件吸引,典型情境是因为看到画面、听到故事,于是那份苦痛变得鲜明,触发本来要事到临头才会启动的情绪与情感反应。

作家、记者与影视製作如何切入道德考量是个值得探讨且足以独立成书的主题,不过我们大致都能体会到文学、电影、电视节目等等确实能够吸引目光,促使大众关心陌生人的痛苦。

哈里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一八五二年的着作《汤姆叔叔的小屋》除了是十九世纪销售最好的小说,也转变美国人对黑奴的态度;狄更斯的《孤雏泪》改善了十九世纪英国社会的儿童处境;亚历山大.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的作品揭露苏维埃集中营的恐怖。

电影如《辛德勒的名单》、《卢安达饭店》扩展我们对于他人困境(历史上的或发生在异乡的)的认知,原本大众根本不会注意这幺多。可是要从众多时空距离遥远的主题中挑选一项专注描绘,取捨的依据是记者、製片、作家的直觉,由他们决定何者最为重要又或者最能引起共鸣,也因此有些明明对很多人都重要的事情仍旧得不到关注。有很多故事提及美国监狱内的惨况,但鲜少引起社会迴响,儘管那是数百万人的真实人生,但外界大半不想理会这数百万人。譬如很多人口中和心中都将监狱内的强暴案当成笑话,甚至是恶有恶报的证明。

《失控的同理心》:一个人的死是悲剧,一百万人的死是数据 图片来源:《卢安达饭店》剧照
电影《卢安达饭店》

人类的选择性关注影响甚鉅。约莫二十年前,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便表达过深深的挫折感,因为美国社会十分关注索玛利亚危机,却相对无视(客观上而言更惨烈的)苏丹问题。他哀怨问道:「这世界帮助索玛利亚人却抛下苏丹人,真的只因为索玛利亚人比较上相吗?」

其实在索玛利亚之前还有比亚法拉(译按:Biafra,奈及利亚东南部由分离主义者建立的国家,但未获普遍承认,一九六七年成立,一九七零年即宣告灭亡)大饥荒这个例子。记者菲利普.古勒维奇(Philip Gourevitch)描述当时美国人看到电视画面中「四肢如柴、腹部鼓胀、眼神涣散」的孩童实在太过心疼,后来大量信件涌入国务院,每天高达两万五千封。

詹森总统不知如何处理,忍不住要求副国务卿:「想办法把那些黑娃娃从电视里赶走!」撰写此书的过程中我发现一门学术叫做「灾害理论」(disaster theory),该领域很多研究都在探讨自我利益作为心理动机。以美国为例,每到选举年,总统更可能宣布国家灾害,选情激烈的州则会得到较多捐款;换言之这笔钱名目上是救灾,实则为诱因或赏金。灾害理论的其他研究还提到人类的关注焦点缺乏统整性,时常无法合理评估何处最需要帮助、何处能发挥善意最大的效率。沃尔特.艾萨克森埋怨的便是这样的现象。

有些案例并非一翻两瞪眼,索玛利亚优先于苏丹是对是错并非三言两语能够道尽。然而其他例子未必这幺複杂,可爱动物是最明显的情况。要援救沾染油汙的企鹅群,还是如二〇一四年达拉斯花费两万七千美元照顾一只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狗? 金钱和精力可以用在刀口上。

我并不认为前面讨论到的各种偏见都来自同理心,但有一部分的确是。与自己相近的人、曾经善待自己的人、自己喜爱的人都是比较容易同理的对象。正因如此,我们更倾向帮助他们。神经科学实验室内找到的同理心偏见实际在人类每日互动中上演着。

可是有些偏见的成因比同理心更深层。我们天生就偏袒朋友家人而不是外人,对于同样群体的成员更照顾,对相异或敌对的团体则否。人之所以如此是演化历史的一环,从达尔文主义的角度来看若要避免被淘汰的命运,就应该保护拥有相同基因和会帮助自己的生物,这幺做能得到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优势。优先照顾亲近个体的态度影响层面广泛,除了决定我们较容易同理谁,还影响了我们喜欢谁、倾向对谁好、想与谁建立关係、惩罚谁等等。

也有些偏见来自人类注意力模式的特点。新鲜的人事物比较能引起我们兴趣,接触太多、习惯了就渐渐麻木。我们可以忽略冰箱镇日发出嗡嗡声,也可以对始终没有好转的问题视而不见,无论是非洲儿童饿死或美国的他杀数字。

大型凶杀案盘踞电视萤幕、报纸头条、网际网路,最惨烈的几次深植于集体记忆—科伦拜高中、维吉尼亚理工学院、奥罗拉市、桑迪胡克。但除非恰好认识受害者,否则其余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命案对大众而言只是背景杂讯。

这些偏见不是来自同理心,然而同理心的聚光灯性质导致同理心会受到偏见影响。同理心範围狭隘、目标单一且缺乏数字概念,所以通常都受到注意力焦点或种族思想的牵制。唯有放下同理心,严格遵守规範和準则,或者进行成本效益的评估,人类才能尽可能达到公平公正。

相关书摘 ►少点同理多些慈悲,不去感受对方痛苦并非泯灭人性

书籍介绍

《失控的同理心︰道德判断的偏误与理性思考的价值》,商周出版
.透过以上连结购书,《关键评论网》由此所得将全数捐赠儿福联盟。

作者:保罗.布伦
译者:陈岳辰

本书提出许多开创性的科学证据,主张个人或国家许多错误的决定,从要捐钱给谁到决定要不要开战,从如何因应气候变迁到要把谁关进牢里,常常是受情感所驱动。若把同理心拿掉,说不定我们的决定会更清楚、更公平且更符合道德。

究竟同理心为什幺会影响我们的判断与行为?

本书希望告诉大家,帮助别人不只用心,更要用脑。同理心不该只是一种感性的情绪,亦要有理性的思考。而实际将同理心付诸行动的时候,要运用脑筋将所行之善「最大化」,亦即所谓「有效利他主义」。如果我们理性运用同理心,大众论述也许能更公平、更符合道德。如果我们能真正体会,失去一百条性命比失去一条命更加严重,如果我们能认同,远在他国、和我们看起来截然不同的人,他们的性命跟我们的家人一样重要,那幺政策就能有所改善。

《失控的同理心》:一个人的死是悲剧,一百万人的死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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